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问题主要体现为“空间不匹配”，中国的大城市没有“太大”。供给侧改革在解决城市病问题上具有重要作用

2016年是房屋销售的大年，但并非房屋建设大年；若2017年房屋建设未有起色，2018年房价上行压力大。增加土地供应，应为房市调控主要方式

今年仅有三个省份调高了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增速，大部分省份目标调低或持平；地方官员换届基本结束，工作更加主动

2000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国家国内基本上是和谐的。但仅仅15年过去，今天全世界已经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国内是完全和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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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表示，“十三五”期间GDP增速目标应该会比6.5%更高一些，可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措施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转型靠的是柳传志这样的人，而不是靠周小川，不是靠利率、靠宏观政策的宽松能做得到的；靠的是自由、法治带来的稳定预期，靠的是让企业家自己做判断、让企业家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应让货币政策集中解决总量问题，把结构性调整的政策目标留给财政政策

若财政赤字或者国债余额的增长率出现问题，经济增长恐难以为继，但考虑到贸易条件改善等有利条件，通缩看起来不会出现

深圳在全国率先提出“违法用地”“违法建筑”系统性解决方案，突破性地出台了允许原集体经济组织实际控制的工业用地上市、分类处理、让一些符合条件的违法建筑转正等政策。周其仁认为，应以“尽可能把绝大多数人的经济活动纳入合法框架”为思路，寻找利益平衡机制

周其仁最近曾连续就中国土地领域的法律及政策变迁撰文，阐述农村土地及房屋交易怎样从合法成为非法，其中部分法律法规条文涉及违宪

从2012年4月到2014年6月，按CPI和PPI均值计算票据真实利率比过去上升了不少

中国宏观经济可能要进入一个非常规时期，即地产周期的调整，央行需要提前构建一套非常规的货币操作机制，相当于中国版的量化宽松

人口结构、贫富差距带来信贷扩张，推动泡沫形成；若继续靠信贷扩张促投资、稳增长，在未来将面临更加痛苦的调整过程

刺激措施对于扭转当时经济下行和衰退风险并推动经济快速反弹功不可没，然而，货币信贷过于宽松与退出迟缓也产生副作用

货币政策只能管通货膨胀，不能影响债务率，不能寄望总量货币政策来应对高负债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