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发业工业增加值为基准的增值税税率，同时只考虑大规模推行营改增（2016年）之前的周期。结果显示，1994—2015年增值税税率波动与GDP波动之间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且这一关系在2003年

持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营改增”及税率简化的减税效应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等相关行业的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在“营改增”出台后大幅提升。以专用设备制

州（61.1%）、河北（61.3%）、广西（62.8%）税收收入占比低。事实上，从地方主体税种来看，营改增后地方税收来源主要依靠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三大共享税种，均与经济增长联系密切。从区域

年“营改增”全面推开后，随着抵扣链条打通，留抵税款快速累积，对企业造成的负担愈发凸显。为此，中国自2018年起在部分行业试行增值税留抵退税，于2019年4月在所有行业全面推开。但目前只退还增量留抵税款

新增限额的37.9%，发行进度明显慢于2020年和2019年同期的60.4%和78.4%。 自2016年“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起，连续四五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进一步减税降费的空间已经较为有限。财政部副

】24号）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8号）对于廉租房、公租房经营单位免征营业税（目前已经营改增，可免征增值税）、免征房产税。参

年向全国推行的“营改增”，虽然将地方原来独享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并由中央分享了50%，但也通过降低中央在制造业增值税上的分享比例（从75%降到50%）对地方进行了部分补偿，保持了2016年后央地一般公共

尽快解决资产证券化产品可能面临的重复征税等问题。在2006年规范了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征税方法后，我国尚未针对资产证券化做税收政策调整。近年来资产证券化市场复杂性已经大增，在“营改增”实施后，部分证券化交

土地财政，归根结底是要给地方政府找到与其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收入来源。这不仅需要抓紧健全地方税体系建设，还需要理顺央地间财政关系。近年来相关改革正在逐步推向深水区。 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后，地方主体税种

结土地财政，归根结底是要给地方政府找到与其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收入来源。这不仅需要抓紧健全地方税体系建设，还需要理顺央地间财政关系。近年来相关改革正在逐步推向深水区。 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后，地方主体税

性。 因此，未来构建地方稳定的财政来源极为重要。营改增后，地方税体系缺乏抓手，在此背景下，房地产税开征是大势所趋，可发挥三重作用：筹集财政收入，对冲未来土地财政收入下行；调节财富分配不均；构建地方税体

等多方位功能。 多位接受财新采访的人士都认为，决策层选择此时推动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兼顾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两大目的。 2016年“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后，叠加制度性减税降费和新冠肺炎

治理、调节收入分配等多方位功能。 多位接受财新采访的人士都认为，决策层选择此时推动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兼顾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两大目的。 2016年“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后，叠加制度性

CPI相对平稳，PPI上涨更多受国内去产能政策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业人员从2015年开始持续下滑，尽管工业就业减少有“营改增”激励工业企业剥离服务业经营活动因素，但去产能政策使得上游采掘和原材料制造业

施，包括2016年5月起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2018年—2019年连续两次简化和降低增值税税率，逐步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措施；2018年10月起分两步实施的新一轮个税改革，降低职工养老保险企业缴费率等

，有利于中国推动稳定宏观税负，避免宏观税负较快下滑。 在“降低宏观税负”前后，中国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性减税降费措施，包括2016年5月起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2018年—2019年连续两次简化和降低增值税

、增加直达资金规模。 要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到位。自实施营改增以来，特别是这几年持续大规模减税降费，有效减轻了市场主体负担，激发了活力，“放水养鱼”也培育了税源、增强了发展后劲。今年又出台了新的减税举措

在疫情前，减税降费政策主要是制度性的长期安排，政策始于2016年的全面“营改增”；2018年-2019年连续的增值税调降税率更是带来了大规模减税降费的高潮。 制度性的政策安排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

。但这样会增加企业资金占用，推高财务成本。2016年营改增全面推开后，随着抵扣链条逐渐打通，留抵税款快速增加，对企业造成的负担愈发凸显。据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2017年就称，据其测算，留抵税款规

。自2016年5月“营改增”后，在非一线城市，不动产证满两年，免征增值税；不动产证未满两年，增值税税率为5%。在一线城市，仅有普通住宅可享受该免征优惠。 如今，广州二手房增值税的征免年限“二改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