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姜世勃发现了第一个高效的抗HIV的C多肽，此后在2003年SARS流行期间，研发出抗SARS多肽，2014年和2017年又先后研发出抗MERS多肽以及抗寨卡病毒多肽。

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除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还包括2009年H1N1流感（俗称猪流感）病毒疫情；2014年野生型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病毒疫情；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2016年巴西寨卡病毒疫情

6月11日，巴西已举办43场奥运测试赛，数千名运动员无一人感染寨卡病毒。 这样，巴西奥运才得以顶着PHEIC的风口浪尖，顺利举办。

自2009年以来，共计有五次PHEIC，分别是：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2014年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2015年至2016年寨卡病毒疫情、2018年至2019年刚果埃博拉疫情

而非洲猪瘟、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寨卡病毒等与地名相关的命名也都涉嫌污名。

[12] 2009年H1N1、2012-2015年MERS，2014年脊髓灰质炎、2014年西非埃博拉、2015年至2016年寨卡病毒、2018年至2019年刚果埃博拉、2019-2020新冠肺炎。

[15]、2017年的H5N7禽流感病毒到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16]，除寨卡病毒外所有的病毒都是BSL-3级别的病原体，所有的相关研究都需要在BSL-3实验室进行。

寨卡病毒：2007年前仅在亚非地区发现轻微感染病例，而2013年南美暴发了具有神经毒性的寨卡病毒，研究发现其由亚洲寨卡病毒演化而来，S139N位点突变可能与其毒力增强有关。 5.

在巴西，有3000多名儿童出生时患有小头畸形症，因为他们的母亲在怀孕期间感染了寨卡病毒，这个群体的数量还在增长。

ISARIC 的成员涵盖 111 个国家的 55 个研究网络，并参与了 MERS、H7N9、埃博拉病毒和寨卡病毒的科研工作。

虽然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和寨卡病毒都引发了全球恐慌，但社交媒体尤其加剧了人们对冠状病毒的担忧。

[8] 研究人员在《美国感染控制杂志》上报告说，Facebook上200个最受欢迎的帖子和视频中，有81％包含有关寨卡病毒的有用或可信信息。

新型冠状病毒并不是流行病学家建模的第一个案例，之前学者对埃博拉病毒和寨卡病毒都建立过模型。但是，社会从来都没有如此依赖过他们的建模工作。

以前还有一些保险产品会通过增加一些发病率极其低的病种来“滥竽充数”，显得保障范围多，比如说保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之类的。类似于意外险里加一条保障责任，被非洲大猩猩咬伤。

我们反对 “中国病毒” 的称呼，同时，我们也需要反思并纠正其他将地名与病原菌或疾病相联系的命名，例如 “西班牙流感”、“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 注：作者吴蕾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

从动物到人类的疾病清单（“源于动物的疾病”）包括HIV、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SARS、MERS和禽流感等等。

我们一家人在马路上散步的时候，也有巴西的不良青少年叫“CORONA VIRUS”（冠状病毒），我太太很生气地回敬这些恶少说 “Zika Virus”（寨卡病毒）。

这次的新冠常常会使人联想到1918年的大流感，但即使就是在最近十年，传染病也不止一次地给人类社会敲响了警钟：2015年的寨卡病毒、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2009年的H1N1流感病毒。

仅全球性的公共卫生突发重大事件就有7起：2009年H1N1、2012-2015年MERS，2014年脊髓灰质炎、2014年西非埃博拉、2015年至2016年寨卡病毒、2018年至2019年刚果埃博拉、2019

如今，无论是控制昼夜节律的分子复合物，还是导致新生儿脑损伤的寨卡病毒，科学家都能够以原子水平的分辨率看见它们，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冷冻电镜技术。 2013年之前与之后冷冻电镜分辨率的对比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