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在国际交易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均不足3%，远低于美元和欧元，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货物贸易国与第二大经济体存在很大差距，也低于人民币在SDR中的份额。

2009年，时任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用SDR（特别提款权）取代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但是，这一建议由于美国的反对而胎死腹中。于是，中国决定另辟蹊径，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来降低中国海外资产的风险。

比如除了此前SDR方面的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今年稍早时接受财新专访时提出，在考虑对跨国巨头征收数字税的时候，可将此设计成一种全球税，用于国际组织的开支、造福相关领域等，可谓不无创新与建设性。

5月1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完成五年一次的特别提款权（SDR）定值审查，决定维持现有SDR篮子货币构成不变，并将人民币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 　　

在我参加过的许多关于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会议中，不管是中国政策制定者还是大多数学者，给出的信息很明确：中国在改进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上，更倾向于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的角色，而非大幅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SDR转移给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财新周刊》《抗疫SDR应该如何分配》，相关视频：IMF总裁：经济政策与较高疫苗接种率加速美国经济复苏 　　继汽车、PC之后，手机芯片也拉响警报——@《财新周刊》《“

这样，SDR资金可以很快到达借款国政府手中。 　　二是成员国可以通过IMF的协调，将其获得的SDR分发给区域性开发银行，这些银行已被授权持有SDR，可将其兑换成美元或其他SDR篮子货币。

而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配置中，人民币资产占比仅略高于2%，尽管占比较2016年10月刚加入特别提款权（SDR）时增长了1倍，但仍然低于SDR篮子中人民币本身的权重10.29%，也大幅低于SDR篮子中的其他货币

故此，大家所寄予的希望之一就是SDR，看看通过设计SDR能否起到更大的作用，但这涉及IMF章程的调整，因为在过去赋予的职能上并没有这方面的职能。 　　

比照一篮子货币计算的人民币汇率变动也说明了这一点：按CFETS和BIS货币篮子人民币汇率均升4.4%，按SDR货币篮子则升2.8%。 　　所以，讨论人民币升值问题，需要兼顾个性和共性因素。

走出这一困局的惟一出路是给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大的授权，允许其发行更多的特别提款权（SDR），使其能够在危机中向各国提供未来的美联储可能不愿提供的流动性。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7月中旬发表的一篇关于特别提款权（SDR）的文章对此极具意义。本月早些时候易纲向G20作出增发并分配新SDR的建议。

我们也呼吁IMF发行SDR（特别提款权），并且资金充裕国家需要将现有未用的以及新增发的SDR配额转让给最需要资金的国家。

不过，在IMFC此次会上，IMF成员未就增发SDR达成共识。反对新发SDR的美国财政部在会后声明称，此举对贫穷国家帮助有限。

支持者认为，尽管如此，新的SDR分配依然能够为这些经济体提供额外资源，并且G20国家可以承诺将其新分配的SDR给新的或扩大的IMF贷款机制，来更好地帮助中低收入国家。 　　

那时也是特别提款权（SDR）（*33.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和保有的货币单位，用于外汇交易中的一种资产，其价值根据加权货币篮子计算。）

此外，IMF可以通过发行特别提款权（SDR），立即向成员国提供资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IMF向各成员国分配了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

“如果要有全球稳定币，我还是支持由IMF按照SDR来发行，简单来说理由只有一条，货币体系无论怎么发展，一定的中心化程度是必须的。” 　　

emoney要保持稳定，论文建议还是要盯住SDR，所以就又提出了eSDR，前面的e是小写的，SDR是大写的，或者dSDR，d也是小写的。总之，等于说还是应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管理这件事。

人民币已经加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并成为全球第五大国际支付货币和官方外汇储备货币，以及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人民币金融资产获得越来越多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