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在国际交易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均不足3%,远低于美元和欧元,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货物贸易国与第二大经济体存在很大差距,也低于人民币在SDR中的份额。
2009年,时任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用SDR(特别提款权)取代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但是,这一建议由于美国的反对而胎死腹中。于是,中国决定另辟蹊径,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来降低中国海外资产的风险。
比如除了此前SDR方面的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今年稍早时接受财新专访时提出,在考虑对跨国巨头征收数字税的时候,可将此设计成一种全球税,用于国际组织的开支、造福相关领域等,可谓不无创新与建设性。
5月1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完成五年一次的特别提款权(SDR)定值审查,决定维持现有SDR篮子货币构成不变,并将人民币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
在我参加过的许多关于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会议中,不管是中国政策制定者还是大多数学者,给出的信息很明确:中国在改进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上,更倾向于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的角色,而非大幅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SDR转移给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财新周刊》《抗疫SDR应该如何分配》,相关视频:IMF总裁:经济政策与较高疫苗接种率加速美国经济复苏 继汽车、PC之后,手机芯片也拉响警报——@《财新周刊》《“
这样,SDR资金可以很快到达借款国政府手中。 二是成员国可以通过IMF的协调,将其获得的SDR分发给区域性开发银行,这些银行已被授权持有SDR,可将其兑换成美元或其他SDR篮子货币。
而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配置中,人民币资产占比仅略高于2%,尽管占比较2016年10月刚加入特别提款权(SDR)时增长了1倍,但仍然低于SDR篮子中人民币本身的权重10.29%,也大幅低于SDR篮子中的其他货币
故此,大家所寄予的希望之一就是SDR,看看通过设计SDR能否起到更大的作用,但这涉及IMF章程的调整,因为在过去赋予的职能上并没有这方面的职能。
比照一篮子货币计算的人民币汇率变动也说明了这一点:按CFETS和BIS货币篮子人民币汇率均升4.4%,按SDR货币篮子则升2.8%。 所以,讨论人民币升值问题,需要兼顾个性和共性因素。
走出这一困局的惟一出路是给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大的授权,允许其发行更多的特别提款权(SDR),使其能够在危机中向各国提供未来的美联储可能不愿提供的流动性。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7月中旬发表的一篇关于特别提款权(SDR)的文章对此极具意义。本月早些时候易纲向G20作出增发并分配新SDR的建议。
支持者认为,尽管如此,新的SDR分配依然能够为这些经济体提供额外资源,并且G20国家可以承诺将其新分配的SDR给新的或扩大的IMF贷款机制,来更好地帮助中低收入国家。
那时也是特别提款权(SDR)(*33.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和保有的货币单位,用于外汇交易中的一种资产,其价值根据加权货币篮子计算。)
此外,IMF可以通过发行特别提款权(SDR),立即向成员国提供资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IMF向各成员国分配了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
emoney要保持稳定,论文建议还是要盯住SDR,所以就又提出了eSDR,前面的e是小写的,SDR是大写的,或者dSDR,d也是小写的。总之,等于说还是应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管理这件事。
人民币已经加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并成为全球第五大国际支付货币和官方外汇储备货币,以及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人民币金融资产获得越来越多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