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配置中，人民币资产占比仅略高于2%，尽管占比较2016年10月刚加入特别提款权（SDR）时增长了1倍，但仍然低于SDR篮子中人民币本身的权重10.29%，也大幅低于SDR篮子中的其他货币

故此，大家所寄予的希望之一就是SDR，看看通过设计SDR能否起到更大的作用，但这涉及IMF章程的调整，因为在过去赋予的职能上并没有这方面的职能。 　　

比照一篮子货币计算的人民币汇率变动也说明了这一点：按CFETS和BIS货币篮子人民币汇率均升4.4%，按SDR货币篮子则升2.8%。 　　所以，讨论人民币升值问题，需要兼顾个性和共性因素。

走出这一困局的惟一出路是给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大的授权，允许其发行更多的特别提款权（SDR），使其能够在危机中向各国提供未来的美联储可能不愿提供的流动性。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7月中旬发表的一篇关于特别提款权（SDR）的文章对此极具意义。本月早些时候易纲向G20作出增发并分配新SDR的建议。

我们也呼吁IMF发行SDR（特别提款权），并且资金充裕国家需要将现有未用的以及新增发的SDR配额转让给最需要资金的国家。

不过，在IMFC此次会上，IMF成员未就增发SDR达成共识。反对新发SDR的美国财政部在会后声明称，此举对贫穷国家帮助有限。

支持者认为，尽管如此，新的SDR分配依然能够为这些经济体提供额外资源，并且G20国家可以承诺将其新分配的SDR给新的或扩大的IMF贷款机制，来更好地帮助中低收入国家。 　　

那时也是特别提款权（SDR）（*33.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和保有的货币单位，用于外汇交易中的一种资产，其价值根据加权货币篮子计算。）

此外，IMF可以通过发行特别提款权（SDR），立即向成员国提供资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IMF向各成员国分配了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

“如果要有全球稳定币，我还是支持由IMF按照SDR来发行，简单来说理由只有一条，货币体系无论怎么发展，一定的中心化程度是必须的。” 　　

emoney要保持稳定，论文建议还是要盯住SDR，所以就又提出了eSDR，前面的e是小写的，SDR是大写的，或者dSDR，d也是小写的。总之，等于说还是应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管理这件事。

人民币已经加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并成为全球第五大国际支付货币和官方外汇储备货币，以及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人民币金融资产获得越来越多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关注。

如何进一步发挥SDR的稳定功能和在官方储备中的重要作用？数字货币能否成为储备货币一员？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对未来的发展很有意义。

这从一些数据上可得到印证：其一，8月无论SDR还是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仍保持正增长，而2015年“汇改”后外汇储备连续多月大幅负增长；其二，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成交额在汇率“破7”后并未明显上升；其三，CNY

此外，人民币被正式纳入IMF的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地位有所提高。 　　分析认为，拉加德的独特优势在于她的政治敏感度。

一种方案是将特别提款权（SDR）改造为超主权货币，但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下，相关改革进展缓慢。

Libra虽然看起来和SDR一样，锚定一篮子货币，但锚定一篮子货币并不一定能成为SDR。

不过，火币中国总裁袁煜明对财新记者表示，如果Libra做到了足够规模，就像人民币纳入SDR篮子可能引发升值预期一样，篮子内配置的调整反过来可能会影响法币的升值或贬值。 　　

考虑到现在人民币已经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纳入其SDR篮子，应该更好地绸缪如何让SDR发挥全球货币体系之锚的作用。